發展與演變

夏商以來,不僅王室有家譜,諸侯及一些貴族都有自己的家譜,專門記錄家族世系。政府設專門機構管理,愛國詩人屈原官居三閭大夫,其主要職掌就是掌管楚國昭、景、屈三族的三姓事務,編製三姓的家譜。春秋時期,有人對這些家譜進行整理,編有《世本》十五篇,集中記錄了黃帝以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。漢代司馬遷在寫作《史記》時,大量參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種譜牒資料。《史記》記述了上古以來的政權更替和諸侯貴族的家系歷史,是我們今天了解上古時期歷史的最權威著作。

    春秋時期,皇帝的家族事務由政府專門設置宗正來管理,當然也包括皇帝家世記載和家譜編行,民間的家譜基本處於自流階段。秦代的家譜,現在已不見記載。漢代家譜,見於文獻記載的有《帝王諸侯世譜》二十卷,《揚雄家牒》、《鄧氏官譜》、穎川太守聊氏所作的《萬姓譜》等。此外,還有一些碑刻實物,如東漢桓帝延熹三年(公元160年)五月立的《孫叔敖碑》? 和靈帝光和三年(公元180年)立的《三老趙寬碑》? 。《孫叔敖碑》的碑陰部分記載了春秋時楚相孫叔敖十餘世孫、東漢初任渤海太守的孫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。趙寬是西漢名將趙充國之後,歷代顯貴,此碑由漢初始,完整地記錄了趙寬家族數百年的家世。兩碑均十分完備和詳細,因而,可以看作是漢朝人的石刻家譜。漢代的文獻家譜現在均已亡佚,通過這兩塊碑刻我們可以了解漢代家譜的基本情況,漢代的家譜與前代大致相同,主要作用是「奠系世、辨昭穆」,因而,著錄比較簡單,僅為家族世系,注明生卒、官爵、字號、葬所等,由於此時家譜一般不是自己纂修,多由別人代修,因而,為尊者諱起見,行文通常稱字不稱名,這也是漢代家譜的一大特色。

    東漢時期,政府選拔人才的途徑之一是「察舉」,即根據社會議論來判別一個人品德和才能,然後決定任用。評論必須由社會頭面人士進行,而他們自然不會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,目光只能在同階層的圈子裏,這樣,門第和家世就逐步重要起來。三國時代,魏王曹丕在尚書陳群的建議下,實行了九品中正制,分九個等級從士人中選官,它以士人的籍貫、門第作為主要標準,這種選士方法,當時被稱為門選。根據門第來選官的最終結果是強化和保證了門第等級的尊嚴,防止低門第者通過認宗、聯宗、聯姻等方式擠入高門第,分享特權和既得利益,也為了選官便利和身分證明。因此,無論是政府,還是豪門,都非常重視家譜的纂修。家譜在政治、婚姻方面作用的遽增便給家譜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。譜牒由此得到了極大的發展,政府設置「譜局」,專門編修譜牒,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設「譜庫」一類機構,收藏譜牒,以備不時查驗。魏晉南北朝時期,譜牒更成為一種專門學問,上流社會人人都須了解和研究,不然,不僅影響入仕、婚嫁,即使一般的社會交往也難以進行。南朝士人尤重家諱,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爾提到他父、祖的名諱,那他當場會嚎啕大哭,讓你下不了臺。史書記載,劉宋時一位名叫王弘的人「每日對千客,可不犯一諱」(《新唐書‧儒學中‧柳沖傳》)傳為一時佳話,這也是南北朝時上流社會人士追求的一種境界。

    為了能使家族等級區別清楚,南北朝時除了編有本家族的譜牒之外,也編有如《百家譜》之類的郡姓、州姓譜,將本州、本郡的大小家族,三六九等地區別記錄各自的世系,據蕭梁時期阮孝緒的《七錄》記載,當時的譜牒著作就達一千餘卷。那時的寒門素族,如果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,除了與士族攀婚之外,只有偽詐高門,詭稱郡望了。他們通常買通譜學專家篡改譜牒,旦此在當時的處罰是很嚴厲的,南齊時著名的譜學家賈淵就因幫助一個叫王泰寶的人篡改譜牒,冒充當時的士族瑯琊王家而被人告發,差點兒丟了腦袋。

    南北朝時,家譜如此重要,因而一切能證明家族身分、氏族等級的文件、資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內容,流傳至今的一些墓誌銘和史書都不例外。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二十四史之一的《魏書》,更是一部家譜式的正史,每一列傳後,均附有子孫名字、官爵,最多的竟達百餘人。南北朝時期的家譜現在已基本亡佚,魏收的《魏書》為我們保留了一批相當完整的北魏譜系資料。

    隋唐兩代的統治者都是出身於豪門士族,因而,對於譜牒維護統治利益,鞏固政權的作用非常清楚。隋唐時期,門閥制度也很盛行,但與南北朝時有所不同,一是隋唐取士通過科舉制度,與門第無關;另外,經過隋未農民起事的衝擊,南北朝時的一些士族衰落了,消滅了,另一批軍功貴族崛起,產生了一批新的豪門,構成李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和主體。為了維護整個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,鞏固統治基礎,唐王朝的譜牒修撰權基本為官府所壟斷,政府設置了專門機構不惜花費巨大代價,一次又一次地組織編寫了數部大型的譜牒著作。唐代政府修撰的譜牒,均為政治作用明顯的姓氏譜和衣冠譜。官修譜牒,成了一個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,以譜牒形式將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來,調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關係,尤其是高宗顯慶四年(公元659年)修成的《姓氏錄》更是如此,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譜,然後根據職位高低確定姓氏高低。這個譜牒的頒行,擴大了統治基礎,提高了武則天的聲望和地位,為武則天順利獲得政權奠定了基礎。當然,大批五品以下的原士族不能入譜,自然口吐怨言,攻擊這部新譜牒是「勳格」,也就是「職官表」,不足為貴。

    譜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當作用,尤其在婚姻方面,因而,不僅官府修譜訐定姓氏高下,私人自修家譜的情況也很普及。據《新唐書‧藝文志》的不完全記載,經過唐末及五代戰亂所餘的各類家譜仍達一千餘卷。同時,還湧現了一批譜學家,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發揮著作用,只可惜唐代的各類家譜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干殘頁外,早已蕩然無存。

    唐末黃巢之亂,徹底摧毀了門閥制度。五代時期,征戰不已,權貴者大多是靠戰功升遷而上的,基本上沒有什麼顯赫家世值得誇耀,再加上貴賤變化無常,更替很快,權貴者既不願意,也無可能抽出時間來擺家世,排門第。魏晉以來的政府譜學也就自然消亡了。

    宋朝建立後,取士繼續了唐朝的科舉制度,婚姻很少講門閥,唐朝以前譜牒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,鞏固統治用不著這個政治工具,政府沒有必要再來編修或收藏各種家譜。家譜的纂修,一時衰落了,這種狀況一直到宋仁宗皇祐、至和年間方才得到改變。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、蘇洵不約而同地編寫了各自的家譜,並提出了編修原則和具體方法、體例,使得家譜以另一種面目逐步走向繁榮。

    歐陽修在主持編修《新唐書》時就十分重視譜牒,專門在《新唐書》中設置了《宗室世系》、《宰相世系》,用以記錄李姓皇族的世系和有唐一代三百六十九名宰相的世系。修定《新唐書》後,他發現自己的家族世系族人們都不太清楚,為了使族人和子孫能夠了解祖先遺德,他採用史書的體例和圖表方式,將五世祖安福府君歐陽萬以來本家族的遷徙、婚嫁、官封、名諡及其行事等編成一部新型家譜。幾乎與之同時,蘇洵也編成《蘇氏族譜》。二人都是使用「小宗之法」,都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始祖的。這是由於五代以來,整個社會成員的政治、經濟地位都不是固定不變的,一般家庭很少能夠世代富貴,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蹟時,往往會碰到幾世貧賤,族人臉上無光。因此,一般家族只好採用「小宗之法」,至於皇族,則可追溯數十百代,採用「大宗之法」來編修家譜。歐、蘇二人又將自己的見解寫於家譜的敘、例、記、後錄之中。他們的修譜理論和實踐影響極為深遠,後世尊以為法。兩宋時代,很多士大夫都為自己的家族編有家譜,同時,還出現了一些理論著述,除了歐、蘇以外,最著名的就是鄭樵的《通志‧氏族略》,這些理論和實踐,指引著兩宋私人修譜事業蓬勃開展。

    遼、金、元三代的家譜如今已全部失傳,見於目錄記載的也非常少。明清兩代的家譜編修達到了中國中古時期的高峰,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人家譜,大都是明清兩代纂修的,明清兩代家譜編纂的目的與宋代一樣,主要是為了記錄家系,和睦家族,教育族人,提高本家族在社會中的聲望和地位。因而,明清兩代的家譜內容比宋代增加了許多,為了抬高和標榜家族高貴,很多家譜採用了「大宗之法」,動輒上溯幾十代,上百代,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為先祖。除將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外,又增加了傳記、著述、祠堂、家規、家訓等方面的內容,人物的記述也增加了子女、婚嫁、岳家等方面的情況。為了隱惡揚善和保持血統純淨,還規定了各種不准入譜人物的限制。行文重視文采。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續得以永遠記錄下去,還規定了續修家譜的年限,所有這些,使得明清時代的家譜纂修更系統,價值更高。

    明清兩代,尤其是清代,還湧現出一批譜學專家,其中最傑出的是清人章學誠,在他的有關著作中不僅闡述了家譜的起源、作用,還具體分析了以往家譜理論和家譜實踐的不足之處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章學誠的家譜纂修理論,對清代以至民國的家譜纂修影響很大。

    清代家譜中,滿人家譜也很有特色,旗人襲爵、入仕者都要查驗家譜,因此,滿人纂修家譜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。清代皇族的家譜─玉牒可以說是家譜發展史上最系統、續修次數最多的一種,二百多年間一共修了二十八次,平均不到十年就續修一次,可算作家譜續修之冠。

(資料來源:中國的年譜與家譜 -- 來新夏 徐建華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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