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展與演變
夏商以來，不僅王室有家譜，諸侯及一些貴族都有自己的家譜，專門記錄家族世系。政府設專門機構管理，愛國詩人屈原官居三閭大夫，其主要職掌就是掌管楚國昭、景、屈三族的三姓事務，編製三姓的家譜。春秋時期，有人對這些家譜進行整理，編有《世本》十五篇，集中記錄了黃帝以至春秋時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。漢代司馬遷在寫作《史記》時，大量參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種譜牒資料。《史記》記述了上古以來的政權更替和諸侯貴族的家系歷史，是我們今天了解上古時期歷史的最權威著作。
春秋時期，皇帝的家族事務由政府專門設置宗正來管理，當然也包括皇帝家世記載和家譜編行，民間的家譜基本處於自流階段。秦代的家譜，現在已不見記載。漢代家譜，見於文獻記載的有《帝王諸侯世譜》二十卷，《揚雄家牒》、《鄧氏官譜》、穎川太守聊氏所作的《萬姓譜》等。此外，還有一些碑刻實物，如東漢桓帝延熹三年（公元160年）五月立的《孫叔敖碑》? 和靈帝光和三年（公元180年）立的《三老趙寬碑》? 。《孫叔敖碑》的碑陰部分記載了春秋時楚相孫叔敖十餘世孫、東漢初任渤海太守的孫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。趙寬是西漢名將趙充國之後，歷代顯貴，此碑由漢初始，完整地記錄了趙寬家族數百年的家世。兩碑均十分完備和詳細，因而，可以看作是漢朝人的石刻家譜。漢代的文獻家譜現在均已亡佚，通過這兩塊碑刻我們可以了解漢代家譜的基本情況，漢代的家譜與前代大致相同，主要作用是「奠系世、辨昭穆」，因而，著錄比較簡單，僅為家族世系，注明生卒、官爵、字號、葬所等，由於此時家譜一般不是自己纂修，多由別人代修，因而，為尊者諱起見，行文通常稱字不稱名，這也是漢代家譜的一大特色。
東漢時期，政府選拔人才的途徑之一是「察舉」，即根據社會議論來判別一個人品德和才能，然後決定任用。評論必須由社會頭面人士進行，而他們自然不會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，目光只能在同階層的圈子裏，這樣，門第和家世就逐步重要起來。三國時代，魏王曹丕在尚書陳群的建議下，實行了九品中正制，分九個等級從士人中選官，它以士人的籍貫、門第作為主要標準，這種選士方法，當時被稱為門選。根據門第來選官的最終結果是強化和保證了門第等級的尊嚴，防止低門第者通過認宗、聯宗、聯姻等方式擠入高門第，分享特權和既得利益，也為了選官便利和身分證明。因此，無論是政府，還是豪門，都非常重視家譜的纂修。家譜在政治、婚姻方面作用的遽增便給家譜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。譜牒由此得到了極大的發展，政府設置「譜局」，專門編修譜牒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設「譜庫」一類機構，收藏譜牒，以備不時查驗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譜牒更成為一種專門學問，上流社會人人都須了解和研究，不然，不僅影響入仕、婚嫁，即使一般的社會交往也難以進行。南朝士人尤重家諱，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爾提到他父、祖的名諱，那他當場會嚎啕大哭，讓你下不了臺。史書記載，劉宋時一位名叫王弘的人「每日對千客，可不犯一諱」（《新唐書‧儒學中‧柳沖傳》）傳為一時佳話，這也是南北朝時上流社會人士追求的一種境界。
為了能使家族等級區別清楚，南北朝時除了編有本家族的譜牒之外，也編有如《百家譜》之類的郡姓、州姓譜，將本州、本郡的大小家族，三六九等地區別記錄各自的世系，據蕭梁時期阮孝緒的《七錄》記載，當時的譜牒著作就達一千餘卷。那時的寒門素族，如果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，除了與士族攀婚之外，只有偽詐高門，詭稱郡望了。他們通常買通譜學專家篡改譜牒，旦此在當時的處罰是很嚴厲的，南齊時著名的譜學家賈淵就因幫助一個叫王泰寶的人篡改譜牒，冒充當時的士族瑯琊王家而被人告發，差點兒丟了腦袋。
南北朝時，家譜如此重要，因而一切能證明家族身分、氏族等級的文件、資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內容，流傳至今的一些墓誌銘和史書都不例外。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二十四史之一的《魏書》，更是一部家譜式的正史，每一列傳後，均附有子孫名字、官爵，最多的竟達百餘人。南北朝時期的家譜現在已基本亡佚，魏收的《魏書》為我們保留了一批相當完整的北魏譜系資料。
隋唐兩代的統治者都是出身於豪門士族，因而，對於譜牒維護統治利益，鞏固政權的作用非常清楚。隋唐時期，門閥制度也很盛行，但與南北朝時有所不同，一是隋唐取士通過科舉制度，與門第無關；另外，經過隋未農民起事的衝擊，南北朝時的一些士族衰落了，消滅了，另一批軍功貴族崛起，產生了一批新的豪門，構成李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和主體。為了維護整個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，鞏固統治基礎，唐王朝的譜牒修撰權基本為官府所壟斷，政府設置了專門機構不惜花費巨大代價，一次又一次地組織編寫了數部大型的譜牒著作。唐代政府修撰的譜牒，均為政治作用明顯的姓氏譜和衣冠譜。官修譜牒，成了一個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，以譜牒形式將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來，調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關係，尤其是高宗顯慶四年（公元659年）修成的《姓氏錄》更是如此，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譜，然後根據職位高低確定姓氏高低。這個譜牒的頒行，擴大了統治基礎，提高了武則天的聲望和地位，為武則天順利獲得政權奠定了基礎。當然，大批五品以下的原士族不能入譜，自然口吐怨言，攻擊這部新譜牒是「勳格」，也就是「職官表」，不足為貴。
譜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當作用，尤其在婚姻方面，因而，不僅官府修譜訐定姓氏高下，私人自修家譜的情況也很普及。據《新唐書‧藝文志》的不完全記載，經過唐末及五代戰亂所餘的各類家譜仍達一千餘卷。同時，還湧現了一批譜學家，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發揮著作用，只可惜唐代的各類家譜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干殘頁外，早已蕩然無存。
唐末黃巢之亂，徹底摧毀了門閥制度。五代時期，征戰不已，權貴者大多是靠戰功升遷而上的，基本上沒有什麼顯赫家世值得誇耀，再加上貴賤變化無常，更替很快，權貴者既不願意，也無可能抽出時間來擺家世，排門第。魏晉以來的政府譜學也就自然消亡了。
宋朝建立後，取士繼續了唐朝的科舉制度，婚姻很少講門閥，唐朝以前譜牒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，鞏固統治用不著這個政治工具，政府沒有必要再來編修或收藏各種家譜。家譜的纂修，一時衰落了，這種狀況一直到宋仁宗皇祐、至和年間方才得到改變。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、蘇洵不約而同地編寫了各自的家譜，並提出了編修原則和具體方法、體例，使得家譜以另一種面目逐步走向繁榮。
歐陽修在主持編修《新唐書》時就十分重視譜牒，專門在《新唐書》中設置了《宗室世系》、《宰相世系》，用以記錄李姓皇族的世系和有唐一代三百六十九名宰相的世系。修定《新唐書》後，他發現自己的家族世系族人們都不太清楚，為了使族人和子孫能夠了解祖先遺德，他採用史書的體例和圖表方式，將五世祖安福府君歐陽萬以來本家族的遷徙、婚嫁、官封、名諡及其行事等編成一部新型家譜。幾乎與之同時，蘇洵也編成《蘇氏族譜》。二人都是使用「小宗之法」，都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始祖的。這是由於五代以來，整個社會成員的政治、經濟地位都不是固定不變的，一般家庭很少能夠世代富貴，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蹟時，往往會碰到幾世貧賤，族人臉上無光。因此，一般家族只好採用「小宗之法」，至於皇族，則可追溯數十百代，採用「大宗之法」來編修家譜。歐、蘇二人又將自己的見解寫於家譜的敘、例、記、後錄之中。他們的修譜理論和實踐影響極為深遠，後世尊以為法。兩宋時代，很多士大夫都為自己的家族編有家譜，同時，還出現了一些理論著述，除了歐、蘇以外，最著名的就是鄭樵的《通志‧氏族略》，這些理論和實踐，指引著兩宋私人修譜事業蓬勃開展。
遼、金、元三代的家譜如今已全部失傳，見於目錄記載的也非常少。明清兩代的家譜編修達到了中國中古時期的高峰，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人家譜，大都是明清兩代纂修的，明清兩代家譜編纂的目的與宋代一樣，主要是為了記錄家系，和睦家族，教育族人，提高本家族在社會中的聲望和地位。因而，明清兩代的家譜內容比宋代增加了許多，為了抬高和標榜家族高貴，很多家譜採用了「大宗之法」，動輒上溯幾十代，上百代，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為先祖。除將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外，又增加了傳記、著述、祠堂、家規、家訓等方面的內容，人物的記述也增加了子女、婚嫁、岳家等方面的情況。為了隱惡揚善和保持血統純淨，還規定了各種不准入譜人物的限制。行文重視文采。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續得以永遠記錄下去，還規定了續修家譜的年限，所有這些，使得明清時代的家譜纂修更系統，價值更高。
明清兩代，尤其是清代，還湧現出一批譜學專家，其中最傑出的是清人章學誠，在他的有關著作中不僅闡述了家譜的起源、作用，還具體分析了以往家譜理論和家譜實踐的不足之處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章學誠的家譜纂修理論，對清代以至民國的家譜纂修影響很大。
清代家譜中，滿人家譜也很有特色，旗人襲爵、入仕者都要查驗家譜，因此，滿人纂修家譜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。清代皇族的家譜─玉牒可以說是家譜發展史上最系統、續修次數最多的一種，二百多年間一共修了二十八次，平均不到十年就續修一次，可算作家譜續修之冠。
（資料來源：中國的年譜與家譜 -- 來新夏 徐建華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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