避諱與譜禁

避諱的出現,大約是在二三千年前的周代,秦朝時正式確定下來盛行於唐代,最嚴格的還是清代,愈到後期,避諱愈嚴,讀書臨文,皆須避諱。除君主本名及讀者相同或字形相近的字須避諱之外,外戚、異國主和孔子的名字,以及父祖等尊者的名字也須避諱。避諱的方法是改字、改音、缺筆、空字和寫「諱」字代替等。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,一直充斥在辛亥革命以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歷代流傳的文獻之中,作為古代文獻之一的家譜當然也不能例外。

    家譜中的避諱,在漢代就已出現,據保留至今的東漢時所立的《孫叔敖碑》和《趙寬碑》就可看出。此二碑為他人所立,在行文中對所救人物,大部分稱字而不稱名,這是漢代人避尊者諱而常用的一種方式。漢代以後的一千多年,修譜中一般需要注意的僅僅是避諱問題。可是到了清代,‘清況麥生了變化,修譜時,不僅需要注意避諱,而且對內容、格式也有了些具體要求,一些內容被嚴格禁止,不能違背。皇權的觸角終於伸到這一純粹私人家族的角落中,這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「譜禁」。

    對纂修家譜進行干預,發生在清乾隆二十九年時,起因是江西境內大量出現合族建祠現象,幾個本來沒有關係或關係不大的同姓家族,在省城或府城合資建立一座祠堂,供奉所謂共同的祖先,藉以收斂錢財,導致祠產糾紛不斷增多。同時,受當時風氣影響,纂修家譜時都遠攀古代君主作為自己的祖先,人人以華族帝冑自居,行文中經常出現一些僭越之詞。這種情況,引起江西巡撫輔德的注意,根據他的奏章,乾隆皇帝要各地地方官員對所屬地區家譜內容進行審查,並明令禁止不准在省城、府城內合族建祠。原來清朝初年的順治、康熙、雍正三帝,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,都是熱心鼓勵各家族纂修家譜的,想以此運用宗族倫理來達到和睦宗族、聯絡疏遠,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。可沒想到,最後會出現的某些後果而不得不採用政治力量進行干頂。

    清代譜禁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:
首先,祖先名字如果犯了廟號、御名、親王名直至孔子名諱的,一律改用同音字以避之。這就是說,很多人要為自己的祖先改名字,這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,可也沒辦法,腦袋和飯碗比死去的名字要重要的多。當然,避諱也不是針對一般人家的,即使皇帝家譜玉牒中寫到皇帝名字時也要避諱,或用一塊黃綾蓋住名字,或只寫廟號、謐號。其次,在追溯祖先時,不准妄自攀援,只能以五世祖為始祖,或以帶領全家或全族遷至當地的祖先為始祖。在清朝,只有皇家是最高貴的,其他百姓均是治下子民,如果攀援到幾十代上百代之外的祖先也是皇帝,以帝族自詡,豈不混淆視聽,引起混亂嗎?以五世祖或始遷當地之祖為本家族祖先的上限,則一切人家最多只能是豪門世家,祖先也是子民,現在仍為子民,心安理得,不存邪念。第三,結構上不准出現「世表」、「博贊」之類,以符合庶民身分。世表、傳贊等是史書體例。世表在史書中只能用於皇帝國戚,達官顯貴,傳贊也不是普追庶民之家所應該使用的。為此,世表一律改成世譜,傅贊取消。同時,譜中還不准刊載祖先畫像。此外,對於明代以來家譜中經常採用的只供形容古代芾王諸侯的用詞,如始遷為開基,置業稱創業,造屋稱啟宇,復興稱中興等僭妄之詞,一律恢復原稱。第四,行文中遇到清代的年號,要換行抬一格寫,有時考慮到不斷換行,太浪費紙張,也可採用在本行空一格再寫,以示尊崇。在行文中如有晚明的年號,一律刪掉,換算成清朝年號,或直接寫明唐王某年或桂王某年。此外,文人惹禍全在筆端,因此,對於家譜中藝文類的文章嚴加審查,只要有違礙文字,一律抽改,更有許多在此時新修的家譜,乾脆取消這方面的內容,不要藝文類,以保無虞。

    在譜禁嚴格的時期,很多家族在家譜修成之後,不顧家譜不外傅的規矩,恭恭敬敬地迭交地方官員審查,以保安全。

    可是,宋代以後的家譜,都由私人所修和珍藏,很少會流傳出去。再說,子孫給祖先改名字,本身就不符合傳統的道德準則,家譜的序、傅、藝文,通常是修譜人家用以炫耀家世之所在,不容粉飾,據實而言,又何以能夠驕人。先人畫像,原也是家譜的特色之一,如果去掉實在也是使人感到遺憾的。因此,即使在譜禁最嚴厲的時期,除了一些較為謹慎、或有在朝做官的家族嚴格遵守之外,一般家族大多沒有嚴格遵守。尤其是乾隆之後,統治者對思想文化方面控制逐漸放鬆,再加上全國新修家譜數量激增,無論是哪方面,已沒有精力或不可能再一部一部地審查所有家譜了,清代的譜禁也就逐步取消了。

(資料來源:中國的年譜與家譜 -- 來新夏 徐建華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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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平高氏族譜誌略 數位化新版族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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